我叫沈婷，1987 年 1 月生，昆山人，河北北方学院护理学专业毕业。2007 年参加工作，现在是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一名护士。我从 2008 年到心血管内科工作，已经有 12 年的工作经历了。

     今年初，疫情刚出现不久，医院就已经在做支援武汉抗疫的动员工作了。我是报了名要去一线参加抗疫的，但是没有想过要去武汉。我的岗位不是呼吸科，也不是感染科，自己原来的设想是，如果要去， 也是分院或者是社区发热门诊的可能性较大。

沈婷工作照

    2月8日晚上将近零点时分，我在家里已经睡下了，还没睡着。也许是巧合，平时我的手机都是勿扰模式的，这时手机亮了，我就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机，是护士长打来的。护士长说：我们心内科要去6 个人支援武汉抗疫，你去吗？我对护士长说：现在已经很晚了，要同父母商量下。当即我就喊醒了已经入睡的爸爸、妈妈，说要去武汉抗疫。他们感到很惊讶。妈妈是个感性的人，担心地对我说：能不能不去？爸爸说：这是政治任务，你没结婚，又没有孩子，你不去谁去？当时，我正在感冒，护士长也知道我在感冒，在这样的情况下还通知我准备去武汉，说明疫情的严重性。我也能理解护士长在安排人员时有诸多的难处。

    不一会儿，护士长又打电话给我，说：考虑好了没有？我说：还没有考虑好。说实在的，连一点考虑的时间都没有。爸爸、妈妈隐约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我爸说：就去吧。就这样，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决定去武汉支援抗疫。

    当时已是 2 月 9 号的凌晨了，考虑到奶奶年纪大了，爸爸没有告诉她我要去武汉的事，只是与亲戚打了个招呼。当时，我的心情倒不是担心，而是有点激动，虽然有些顾虑，内心还是想去的。爸爸的鼓励， 更坚定了我去武汉抗疫的决心。

    第二天一早，按照医院的准备清单，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些行李。我是昆山第二批的队员，编入了国家苏州二队。到了武汉，飞机还没落地时，我从飞机上往下看，武汉已是一座空城。一座繁华的城市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三年前去过的武汉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心中凉凉的。

    我们等了很久，才坐上了去酒店的大巴车。晚上天很黑了，路上没有行人，包括路过的居民楼都没有灯火。到了驻地将近晚上 12 点了， 大厅里准备的盒饭都已经凉了。我们分配到了一人一间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小书桌、两个凳子。我和科里的一个 90 后护士就在我住的房间里面对面地吃完了到武汉的第一顿晚饭。行李要第二天才能到。到了后半夜要睡觉了，天冷又不能开空调，还好我住的房间是标间，有两张床、两床被子，我和同事就一起住在一个房间，我害怕，她也害怕。由于行李没到，我们六个人的手机都不敢用，靠着同事唯一的充电宝充一会儿，以防手机没电。

    第二天，行李来了，大家匆忙地开始准备自己的东西。午后，领队带我们到同济医院熟悉环境，一路上不见人不见车，整个城市的一切似乎都是静止的。快到医院时，我的心里倒是有点慌了，感觉就像到了病毒区。我让同事摸着我的手，问她：我的脉搏跳得快不快？我和男同事开玩笑地说：人家都在躲病毒，我们这时却到了病毒的中心。

    院感培训后，我们接到了晚上就要收治病人的通知。第一个班是呼吸科和感染科的男同胞上的， 他们很勇敢，把最重的困难扛在肩上。没有排到班的，继续练习穿防护服， 你看我，我看你，会的教不会的，照着视频不断地练。我们心内科的六个人， 觉得练得还不够，就继续练，直到上岗。我们约定好：六个人去，要六个人一起平安回来。

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危重症病房的沈婷

    初次上班是第三天晚上 5 点到 9 点的班。我们一组五六个人进病区时，相互检查防护服， 总担心哪里漏了。最难受的不是工作上有多忙，而是身体上的压力， 头疼，剧烈地疼，觉得自己的头要炸了。大家都会有胸闷、头痛的感觉， 这种现象其实就是缺氧造成的，与护目镜扣得太紧也有关系。

    在病区，医生和护士是在一起的，我们护理的人员是相互搭配， 每个医院都排班，我们自己医院的自己排班。相对来说，大家还是比较熟悉，团队的凝聚力还是不错的。比如说，我们班五六个人要管病区的 50 多人，分成前组、中组、后组，2 个人一组。

    对于心理和生理上的不良反应，我们必须要坚持克服。因为这个时候病人很多，病区的病人都收满了，我们病区收治的都是危重症病人。护理的流程与我们平时心内科护理病人的流程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以前监护病房是由护工帮忙的，现在都是我们护士自己干，比如泡水、送饭、喂饭、搞卫生、为病人擦身。我已记不得晚上到底泡了多少壶热水， 只要病人打铃，我们就为病人泡水，还要及时清理污物。后来就让他们把热水瓶放在门口，我们一瓶一瓶泡好水放在他们的床柜边。班上的男护士很体谅女护士，重的体力活抢在前面。我们是护士，是护工， 也是清洁工。我还说了一句玩笑，我们把护工揣在口袋里都带到武汉了。

    记得有个奶奶是类风湿病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说的都是武汉话， 我们完全听不懂。隔壁床上有个相对年轻的阿姨，帮我们翻译，时间长了，这位阿姨就成了我们病室的“代言人”了。我们真诚地嘘寒问暖， 打动了奶奶的心。有一次问奶奶：家里还有什么人吗？奶奶说：家里人都在不同的医院救治。听了这番话，我觉得他们也很不容易。

    病人们很关心每一次的核酸检测，连续三次核酸检测阴性后要办理出院手续。一开始以为出院可以回家，后来发现出院不是回家，是有专门的人来接，接到了另外一个隔离点，再进行一次 14 天的隔离之后才能回家。

    我们穿了三层防护服，给病人打针有时毛细血管不太好找到，扎了又扎。病人会对我们说：没关系的，你放心扎好了，知道你们很不容易的。虽然是很平常的事情，但这些话却很暖心。

    在轮值的护士中，我的资历算起来还是比较高的，又是组长，我既要承担好自己的护理工作，又要负责好病区的护理协调工作。交接班我是最后一个下班的，如果在同一时间去换衣服，交班是肯定来不及的。结合病员情况，我提前半小时做好交班前的工作，先让两个人一组准备换衣服，留两个组长交接班。交接时只能两个两个进，不能同时进病房，要依次进行。

    下班回驻地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先进行交接班，然后脱防护服， 两人一组到一个很大的房间，房间里都有监控的摄像头，总共要通过四间房子。这个流程是要保证防疫的安全。每天上下班都是这样的流程，必须要严格进行规范操作。如果是晚上 9 点下班，到 10 点，才能坐车回去。回到驻地还要进行消毒，用酒精从头到脚喷洒。大厅有一个紫外线灯，是专门脱外套的地方。一系列消毒工作结束后才能上楼，但还不能回房间。房门上都会贴张纸条，提示进门之前的流程，继续洗手， 鞋底和全身上下喷一遍酒精，背包挂在门口，再用酒精喷门把手才能开门。进房门后脱鞋，之后就进行半个小时的洗澡，然后拖地消毒， 来回也要半个小时。全部消毒结束后，才开始吃饭。我们开饭时间有三个点，总有一顿饭是吃不上的。能吃上的饭，也是其他科室的小伙伴帮忙送到住的房间门口的，晚上的饭是基本上吃不上的，要吃热的只能用方便面来充饥了。

    下班后如果能赶上午饭或晚饭，我也是从来不单独吃饭的，总是跟我爸妈视频，相当于他们陪我一起吃，吃好了才挂视频。所以每当我吃饭的点，他们总是在等我的视频一起吃饭。

晚上睡觉，失眠的压力很大，一个小时醒一下，一直睡不着。吃了两种安眠药强迫睡觉，我觉得都要抑郁了。在去武汉的两周内，已经开始有压力，睡不着了。我平时是个很开朗的人，还没有结婚，相对来说时间上比较自由，比如逛逛街、休闲购物都是自由的。现在像鸟一样关在笼子里，归期未定，心情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段时间，在房间里，我不想看手机，不想看电视，什么都不想做，而且还睡不着， 每天很早就醒了，就坐在那个凳子上呆呆地看着窗外。我们科室有很多人都是结过婚的，她们有丈夫，有孩子，在这两个星期内每天都哭。至少我不能对着父母流泪，不想让他们担心，我就一个人在房间里偷偷流着泪。甚至有时我还有抗拒的心态，不想去上班，但是你又不得不去，特别难受。

    护士长发现我的状态不是太好，为了给我解压，休息的时候单独给我打了个视频，要安排心理咨询师为我辅导，我的内心是拒绝的。我不愿意接受心理辅导，主要是不希望和陌生人来聊自己抑郁的事。领导给我打了两个小时的视频电话，我的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出来，一直哭到视频结束。之后，护士长坚持每天远程视频给我们解压。

    压力慢慢得到了缓解，焦虑的情绪依然存在，只要知道我明天有班就会出现焦虑的情绪。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焦虑情绪，不管上班忙不忙，都会有身体上的不适。特别是陪护有气管切开的、打呼吸机的病人，这种感觉会更明显。我看护的是一个危重病人，打着呼吸机， 用了很多的管子，病人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一直在抢救。我害怕一个人进房间陪特护，又不能离开房间。如果病人平稳些，还可以在门口小窗户那儿活动一下。如果不放心，后面有一个凳子，可以坐在病人边上，直到交接班结束。

    3 月31号，我终于回来了，真的很开心。平时，我有喝咖啡的习惯， 但在武汉期间有罐装咖啡都不敢喝，失眠了就更不会去喝咖啡。六个姐妹约好了把咖啡留着，等到回来的那一天喝，结果大家还是没有喝，只能留作纪念了。

     武汉光谷院区抗疫期间，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帮助下，我得到了人生的历练，以实际行动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写了思想汇报。可能这辈子不会再遇到这种事情了，但如果需要还是要去的，因为我们是从前线回来的。回来后，我最想说的一句是：“2017 年我去武汉看樱花，2020 年再去武汉是抗疫。”

    “2017 年我去武汉看樱花，2020 年再去武汉是抗疫。”从拒绝心理咨询，到顽强战斗在一线，沈婷成熟了许多。因为有了阳光，内心也有了舒畅，终于回来了，真的很开心。完成这篇文稿时，我的思绪也阳光了许多。那罐从武汉带回的咖啡，六姐妹们就好好留着吧，留作在武汉日子里的一个念想。

整理：戴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