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孙竹青，今年 28 岁，本科学历，是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一名护师。

第一时间报了名

    我是昆山市第二批、江苏省第五批援鄂医疗队的一名护师。当新冠肺炎来临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医护人员，我的爱国情怀油然而生。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对妈妈说：有机会，我要报名参加驰援武汉。当看到第一批去武汉的同事出发时，我的内心很激动，心想如果有什么方式去报名的话，就一定要去报名。后来，看到护理部有一个报名入口，谁想去武汉都可以报名，于是我就第一时间报了名。

    2 月 8 日元宵节零点 35 分左右，当时我已经睡着了。我睡觉时习惯将手机调成静音，医院的电话是打给我妈的，他们并没有说明什么事。我妈从楼上下来喊我，我脑袋直发蒙，以为是自己忘了什么事情，根本没想到是选我去武汉的。当听到说是选我去武汉，我激动得心脏都要跳到喉咙口了。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孙竹青工作照

    我妈听到是要去驰援武汉的消息， 眼泪顿时在眼眶里打转了。她劝我能不能别去，说我还年轻，婚还没结， 万一感染了，对以后的生活肯定会有影响。本来一听到科室里有好几个小伙伴一起去，心里没有什么紧张的， 觉得应该没什么危险。可见我妈这么一哭，又想起之前看到的一些新闻，说武汉有不少一线的医生、护士也被感染了。这样想想，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为了不让妈妈担心，我还是宽慰她说：“不要紧的，我们都会做好防护的。再说，我的身体素质也挺好的。” 说是这么说，可那天晚上我还是一夜没睡着，想想马上要去武汉了， 心里非常激动。

    2 月 9 号早上收拾好行李，中午在医院开了个会，吃完饭，我们就坐大巴前往无锡的硕放机场。苏州一共去 260 个人，援助的是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我们分成两个队，每队 130 人，各接管一个病区。

脸上的勒痕

    到了武汉，24 小时之内我们就要去医院接收病人。虽说我们都是医护人员，好像大家觉得我们什么都会，但其实像穿防护服这些，因为之前没有料到要来武汉，所以也没有做过充分的培训。平时，医院里只有传染科的同事会穿，像我们科是不用的。防护服里里外外好几层，要是穿、脱错了，就会增加感染的概率，所以穿、脱好防护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时间仓促，我们稍微培训一下就开始工作了。不过， 这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后来，大家总结经验，穿、脱防护服就越来越熟练了。

    穿防护服要花半个小时，穿上了就不能脱，脱了就没用了，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物资。我们早上都要吃饱喝足，一旦穿上防护服，就不能吃、不能喝。那时候，我们都穿着尿不湿，实际上也用不着。因为穿着那些衣服，虽然是大冬天，还是很闷热，每天结束工作时全身都湿透了，汗出的多，所以根本没有小便。那时候，我每天都要和妈妈联系。我本来就戴近视眼镜，还要戴护目镜，加上还要戴三层口罩， 压得脸上都是勒痕。拍了照片给我妈看，她看了很心疼。除了家人外， 同事也一直很关心我们，看见我们脸上的勒痕，有的说要给我们寄面膜，有的说等回来请我们吃饭。医院的领导也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视频， 表达对我们的关心。

在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重症病房的孙竹青

    我记得刚到武汉时街上非常冷清，基本上没有人出来的。平时， 我们除了待在自己房间里不必戴口罩外，只要出去，只要和人接触，都要戴好 N95 口罩。我们住的宾馆和医院有一段距离，每天上班都是坐班车去医院。刚到时，可能是水土不服，好多人都腹泻。因为感染新冠肺炎有个症状就是腹泻，所以当时大家都担心会不会是感染了？我们昆山去了 5 个医生、20 个护士，都在同一个病区上班。当时，我们建了个群，遇到困难，大家就在群里相互安慰，相互鼓励打气。我们的领队也跟我们说：你们要是身体不舒服一定要说出来，我们可以安排其他人去上班。你们等身体好了，再去上班。

    当时，有一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我们缺物资，就联系昆山医院。医院连夜就派车给我们将物资送了过来。他们从凌晨出发， 开了七八个小时赶到武汉。当我们看到苏 E 车牌号时，感到特别亲切。后方对我们的支持真是太给力了！

人心是相通的

    我还要说说在病房里遇到的几个印象深刻的病人。有个老阿姨要出院了，我去给她做出院指导。讲着讲着，她就哭了。因为他们村里只有他们夫妻俩得了这个病，村里人都说这个病是治不好的，还要把周围人都传染了，就是出院，也还是有传染性的。老阿姨特别担心回到村里会被他们排挤，会被他们指指点点。当时，我感觉挺心酸的。我是正好去给这个病人做出院指导，才了解到这些情况。其实，还有很多像老阿姨这样的病人，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安慰老阿姨，说他们村里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病，其实这个病跟流感差不多，只要她放平心态，增强一些抵抗力，认真做好防护，就没有问题。听我这么一说，老阿姨就放心了。

     其实，当时很多病人生活都是能够自理的，他们最大的问题还是心理上有负担，所以我们在那边最大的工作可能就是安慰他们，给他们讲这个病其实没有那么可怕的。

孙竹青与患者合影

    病房里还有一个男孩子，只有十六岁，是我们病区最小的一个患者。他们一家三口都得了新冠肺炎，因为爸妈都出院了，只剩下男孩一个人待在医院里，所以他的情绪很低落，一直躺在床上，不讲话，只玩玩手机。他在的病房有三个病人，其他两个病人会做做运动。我看他情绪一直很低落，就过去安慰他，让他跟着那两个病人一起运动运动。

    因为常陪他聊天，他的心情慢慢好起来了，后来还写了封感谢信给我。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从苏州过来，冒着生命危险来照顾他们，所以心里都很感激我们。

记得还有一个特别的病人，他是我们的同行，之前也是在一线服务的，后来他也感染了，就送到我们这里来了。一开始，他戴普通的面罩， 脉氧不高，后来就要给他插管。插管之后，在我们的努力下，他是我们病区唯一一个成功把管子拔掉的患者，也是我们感到自豪的一个病例。

    苏州队在技术方面还是很优秀的。当时有 17 支国家医疗队接管整个院区，我们负责其中一个病区，我们的康复率始终遥遥领先。

因为人间有真爱

    我们总共在武汉待了 52 天，现在回想起来会忍不住哽咽，有好多感人的事至今难忘。当时，不仅是昆山的医院、政府支持我们，就连全国都是众志成城，援助抗疫。我记得西藏那边要给我们寄牦牛肉， 汽车在路上开了七天七夜才赶到武汉。这些后方的支持让我们很感动。这段经历是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我的一生可能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但是去了一趟武汉，我就觉得很有意义。

    我们第二批昆山援鄂医疗队是一起回来的，先是去苏州隔离了十四天，结束后就回昆山了。在苏州隔离的最后一天，我们院的尹院长来苏州接我们，他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们来了”。当时， 看到尹院长，我很激动，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不过，回到苏州还没有回到家的感觉，等到大巴开到昆山江浦路高架时，看到熟悉的路， 我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我们先去党校，一路上，警车替我们开道， 我当时就忍不住向路两边的人挥手。到了党校，所有的亲人都在那边。当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时，我心情非常激动，忍不住上去拥抱。我们提前还约好不要哭，可一看到他们，眼泪就不听话地流出来了。市政府在党校举行了欢迎仪式，还给我们颁发了奖牌。

    在武汉，我第一时间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应该算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希望能先成为一名预备党员，然后再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虽然我只是一名护士， 但是我们的工作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件挺伟大的事情。有了这次经历， 我会更加珍惜生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我想， 我们战胜疫情不仅是靠药物，更离不开人间的真爱，因为有爱才能够去做好这么多事情。

采访手记

     当疫情降临时，作为新时代的一名年轻医务工作者，孙竹青心中的爱国情怀油然而生，她第一时间向医院报了名。当时，去武汉就像上战场，生死未卜，吉凶难料。孙竹青只有 28 岁，还没结婚。为此， 她的家人非常担心，劝她放弃，不要去武汉。但看到处在危难中的武汉同胞，孙竹青还是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选择，终于成为昆山第二批、江苏第五批援鄂医疗队中的光荣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