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里很快落实了去武汉的护理人员。我打电话告诉丈夫，明天出发去武汉了，你带好孩子。他接到我的电话感到很突然，虽然之前提起过去武汉的事，心里也有点准备，没想到突然就要去武汉了。电话里， 他哭了，我也哭了。他说：你放心去好了，我和妈妈会一起带好孩子的。

    第二天一早，我给我爸打电话，说要去武汉了。我爸电话那边就没有声音了，我知道爸爸也很难受。爸爸说没办法的，领导安排你去也是相信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时间太急促了，说走就走，家里人根本来不及送行什么的。

    2 月 9 日晚，我们昆山第二批援鄂抗疫医疗队员编入苏州二队， 从硕放机场直飞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到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时，已经是晚上 9 点左右了。那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 多名医护人员同时到达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我们用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有出机场。这场景给我的直觉是，武汉疫情形势严峻，并不乐观。

    到武汉驻地时，我们睡到床上已是凌晨时分。房间里不能开空调， 又没有被子，浑身发冷又很累，就这样迷迷糊糊睡了。第二天早上， 行李到了，开始整理分配物资。然后，领队带我们去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熟悉环境，接着培训，晚上就直接上班，根本没有时间让你去考虑恐惧这些问题。我心里想的就是要把事情做好，重要的事情是防护服穿戴练习好。

    ２月 10 日，苏州二队安排昆山医疗队出７人上岗，其中人民医院４人，中医院３人，准备去光谷院区上班。记得排班时，领导问我们呼吸科出谁，大家都不说话。我对领队说：我上。没有怕不怕，今天不去，明天还是要去的，我是第一个去的。

    当天晚上，光谷院区正式开始收治病人，很多的病人在等待医治。我是第一批上班的，可又没去成。我印象很深，我们7 人登上了去光谷医院的班车。苏州的领队问我们：为什么昆山去这么多人？我们说：是苏州老师安排我们去的。他说，不需要那么多人，去4 个人就可以了。非常感动的是，我们 ICU 的杨润医生对我们说：男的先上，女的下来。这样，我们 3 个女生就留了下来。第二天，我是去接杨润护士的班， 也是第一个进去的。

    杨润护士帮过我很多。有一次，我跟他一起上班，有一个上呼吸机的病人晚上后半夜消化道大出血，快要不行了。秦霞护士长问杨医生， 晚上谁护理，杨医生说秋萍护理。秦霞护士长对杨医生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说这个病人的护理很重要，来不得半点马虎。杨医生照顾我， 没有让我进危重病房，替我上了那个班，真是好感动。对这个特护的病人，秦霞护士长会安排轮流护理，每个科都会轮一遍，我前后有 4 次特护这位危重病人。

    平时，我们也在护理病人，生离死别是常事。但在武汉是不一样的感受。这位特殊时期收治的危重病人，消化道大出血，嘴里也流着血， 仿佛空气中都弥漫着病毒。尽管防护服穿戴做到规范了，护理也有些经验了，上班也正常了，但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就是怕，真的很害怕。

    当病人出现消化道大出血时，苏大医学院消化科的主任紧急抢救，控制住了病人的大出血。当病人出现肾衰的时候，血透室的老师把病人的血液控制住了。在我们护理的 40 多天时间里，这位大出血的病人，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3月 29 日，当准备把她转院送去中法医院时，我们苦苦守护的病人竟奇迹般地醒了，尽管讲不出话来，但她的眼神中闪出了感激之情。我们苏州二队的领队郭队长还特地录制了这个难忘的瞬间，真的很感动。40 多天来的辛勤付出，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在我们护理的病区，总共有 52 个病人，大都是不能自理的老人和15 个左右瘫痪的重症病人。在对这些病人的护理中，我们扮演了护士、护工、家属 3 个不同的角色。要给他们挂水、打针、拖地板、喂饭、擦身、换尿片、倒水、送饭、换床单，有时还跟他们聊聊天。跟他们聊天也是一门技术活，比较累，老人讲的都是武汉方言，完全听不懂。如有什么需求，我们会向隔壁病床的阿姨请求做翻译。我护理的一个  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救救我，我要活。我当场就哭了。我说：我们都会救你的，你会好好的。老太太不断地说：谢谢护士，谢谢这些妹妹。隔壁病床的一个阿姨就说：你们这些护士真的是太好了，比她的子女都好。

     在病区主要是护工需求量大，打水是最基本的活。换床单被套是力气活。我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换两个病床， 防护服就湿了，面罩上全是雾气汇成水滴下来。

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姜秋萍

    其实，在我们身上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焦虑的状态，尤其是上后半夜的班。前半夜是完全睡不着的，我们一般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如果是凌晨一点到五点的班，基本上前半夜是睡不着的，就想着防护服怎么穿，穿得怎么到位， 怎样护理好病人。我们呼吸科有 6 个小姐妹，建了一个小群，在群里就一直聊天，哪怕是一点点小事情也会聊，既然来了就不去想那么多了。

    我克服焦虑的一个方法就是吃，什么都吃。由于后期的后勤服务得到了保障，全国各地支援武汉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到各个院区，水果和各色各样的小零食时有分配，同时伙食也得到了较好的改善。以前， 我从来不吃蛋黄的，现在连蛋黄都吃掉了，从来不考虑什么减肥，就这样硬是把焦虑“吃掉了”。还有一个减压的方法就是跟我丈夫聊天， 只要我空下来就聊。我去武汉后，他停下了销售工作，在家带孩子，一般到吃饭的点会陪着我吃饭，边吃饭边跟他聊天。有时，他还会录一段双胞胎女儿的视频给我看。小孩子还不懂，但会说“妈妈加油、中国加油”。看到女儿，我真的很开心，也很想念她们。

    3 月 17号，方舱医院已开始清零，第一批医护人员接到了返程的通知，而我们没有任何要撤离的迹象，等来的消息是上级要求同济光谷院区最后一个撤。那天，我哭了，感到归程遥遥无期，没有盼头。我们 6 个姐妹在这段时间里真的很焦虑，太痛苦了，晚上吃药都睡不着觉。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医护人员也是作了牺牲准备的。3 月 29 日， 在接到撤离通知整理物资时，我们在酒店的库房里发现了一台全新的呼吸机。我们问老师怎么会有一台呼吸机。老师说：这是我从苏州专门带到武汉，作最坏打算用的，是为我们准备的。有一位医生在工作群里说：失败了，明年给我们献菊花；成功了，明年我们一起看樱花。还有的医护人员在赴武汉之前就把银行卡交给了家里人，都是做好牺牲准备来的。

    3 月 29 日，光谷院区开始清舱，最后一个病人转到了中法医院。终于盼来了返程的消息。3 月 31 日，我们拿到了回苏州的机票，心里的不安终于落地了。我们6 个小姐妹商量着，马上就要离开武汉了，我们不哭，要哭回到昆山去哭。在苏州隔离了14 天后，其他地方医院的专车一批一批把医护人员接回去了。我们盼啊，望啊，怎么我们的车子还没来接。没多时，当我们看到虞院长举着“昆山”的牌子来接我们回家时，我们所有的人都拥上去哭了，就像孩子一样终于等到家里人来接我们了。一片哭声，宣泄了所有人在武汉期间所有的恐惧和焦虑。

    在昆山党校，我女儿也来现场接我了。当时，我戴着帽子、口罩，大宝认出我来了，喊了一声“妈妈”。当我摘下帽子时，小宝认出来了，叫了声“妈妈”。太想家了，我现在终于可以回家团聚了。

    在武汉一线，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用我的实际行动， 接受党组织对我的考验，以早日实现我心中的愿望。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组织上需要我去做的，我都会服从命令、听从召唤，把所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应用到工作中去。

采访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