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注定不平凡。2020年注定被铭记。
庚子新春,疫情突袭。全国上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打响了一场声势浩荡的抗击新冠疫情的人民战争,而医务工作者则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烽火线上冲锋陷阵的英勇无畏的战士。医院31名白衣战士肩负着市委市政府的嘱托和昆山人民的期盼,用“最美逆行”与“硬核力量”扛起责任与担当。
2020年5月由昆山市政协文化文史委发起,市卫健委、市文联、市一医院等单位联合组织开展了《逆行天使——昆山市援鄂抗疫医务人员口述实录》采访征集,挖掘昆山逆行英雄们在驰援湖北武汉抗疫一线中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记录他们生活中的点滴,致敬最美逆行者。
王田燕 :疫情让人心更纯洁!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护师
第五批江苏省援湖北医疗队
第三批苏州市援湖北医疗队
支援单位:武汉市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我叫王田燕,今年 29 岁,在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做护士。我是 2014 年开始参加工作的,到今年共工作了六年。
我在 2012 年读大学时就入了党,疫情爆发后,院里进行支援意愿征集时,我报了名。报名后,隔了十几天, 我记得是晚上 12 点,忽然接到电话,说是明天就出发去武汉,问我是否愿意去。当时,我还是有点忐忑的,因为工作年限不算长,怕自己经验不足。但领导能想到我,是对我的一种信任,而且我本人也愿意尝试,我就当场表态:愿意去。
家里老公还是挺支持我的,孩子才 3 岁,老公说:“你放心去吧, 我来照顾他。”除了老公外,我还告诉了我婆婆,我婆婆哭了。我没敢告诉我爸,我是单亲家庭长大,怕我爸受不了这个压力。
接到任务后,我晚上一夜未睡,一点一点地准备行李,想到什么就添加一点。第二天(2 月 9 日)早上五六点的时候,吃完早饭,我就出发了,到医院与同事们汇合。
坐车到达无锡苏南硕放机场,有人给我们统一发放了队服。我们是包机去武汉的。
到达的第二天,我们江苏二队就被分到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E3-7 病区。同济医院护理部的一位老师给我们讲了二三十分钟的院感课,课是分批进去听的。这一整天就是分配东西,以及不停地练习穿脱防护服。
第三天,我就上班了,属于上班比较早的一批。一个班 6 个小时, 需要穿那种化工防护服。我穿上之后,全身都是汗,眼睛也看不清, 特别热。热还是能忍受的,但就是闷,感觉喘不上气。以前我在心内科时, 有病人对我说,他胸口闷,我没有感同身受。这次之后,病人跟我说的那些,我都感受到了。
前 4 个批次我们都是上 6 个小时班,但是很多人受不了,包括一些男生也受不了。后来,我们就要求改成 4 小时一班,增加上班频次。我们接手病房的时候,不熟悉整体的流程,只有同济医院的两个护士长在外面指挥,跟我们说东西在哪里,药品怎么领,病人从哪里进。这是基本的条条框框,剩下的全靠自己摸索。我们就只能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上了几次班之后,我的胆子就大了一点,穿着防护服也能正常地进行工作,不需要别人一直来提醒了。
脱防护服是个大工程,我们熟练之后需要花 30 分钟,最开始要花四五十分钟。按规定,每脱一层都要洗手。平常在普通病房,人可能会有偷懒的现象。你说七步洗手法,他可能只做六步,或者要求他洗15 秒,他洗 8 秒。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只会多洗,不会少洗。要是觉得没洗干净,衣服是不会脱的,会再洗一遍,甚至洗三遍,一天不知道得洗多少次手。
我们这一层楼总共 50 多个病床,基本上都是收满的。苏州来的医疗队负责两层,苏州一队就在我们楼上一层。我们是二队,医生有20 个,护士 110 个。
工作难度还是挺大的。我们戴三层手套,戴着眼镜,外面还要戴一个护目镜,护目镜外面还有个面屏,也是三层。眼镜上全是雾气,护目镜也是雾气。在这种情况下去给一个人打针,我心理压力特别大。病人的心情一般都是很低落的,多少都有点抑郁,要真给他打个两三针,怕他受不了。有次我光找个静脉,就找了最少 30 分钟。腰受不了,我就搬个凳子坐下来,慢慢找。还有一次,有个爷爷患有脑梗,既要抽血又要打针,我本来想,抽血和打针一次解决。但打上了,血抽不出来,然后只能又给他打了一针。连打两针,我觉得挺抱歉的。他说:挺好的,我针不好打,平常都要两三针。这说明病人还是挺体谅我们的。
在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重症病房的王田燕
病人中 80 多岁的有好几个,普遍是六七十岁,也有一部分是年轻人。但也不是年轻人就好得快,这个病让人捉摸不透。白天上班,觉得这个人状态挺好的,可能到了晚上,群里就通知说他的脉氧忽然降低, 然后就去抢救了,要插管,病情发展特别快。我们病区有两个插管的, 就是这种情况。病人说胸闷不舒服,脉氧很快就从 90 多降到七八十,而且插无创是无法好转的,只能插有创。
医生给病人插管时,我们护士要做各种准备。如果是在平常情况下,我们对环境熟悉,一点不成问题,但在这种情况下,真的特别着急。我们这一层是改造的,配备不够,一旦要插管,我们就要挪床,挪病人, 和病人沟通,这样就碰到男女病人混住的问题,调配起来很难。而且插管的机器和我们的机器也不一样,东西也不全,要到楼上楼下去借。楼上楼下呢,和我们情况一样,都是新接手的,找东西也是特别难找。我们有时就提前两三班,把所有东西都备齐,备到清洁区。如果有异常,立马推进去。这些东西也不敢备在污染区,要是碰到其他病区要用, 备在污染区就不能推出去了。
我们病区直接死亡的病人还是很少的。就我所知,只有一个。我们苏州二队在那里已经打响了品牌,治愈率在整个同济医院光谷院区能进前三。我们医疗队分成了不同的小组,包括护心组、护肾组、护肝组等,不同专业的医生和护士都有配置,这样就各有所长,能够互相配合。
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除了苏州来的医疗队外,也有来自安徽、山东等地的医疗队。他们分别住在医院旁边不同的酒店,但我们从来不交流。就是我们的队员之间,也很少讲话。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感染者。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感染者,这样才不会被感染。我们不讲话,也避免接触。等车时,如果他们就在旁边,我们就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等车。上楼的话,电梯也是分开上的。一次顶多五六个彼此熟悉的人一起上, 和陌生人一起,我心里会感到不安。
照顾好每一个病患
刚开始近距离接触病人,我的心里还是挺害怕的。本来是要求病人 24 小时戴口罩的,但有的病人一说话就会下意识地拉下口罩。我们就对他说:“你忘记避开的话,对着我们说话还好,但千万不要拿掉口罩。”有的病人也还是拿掉口罩,但我们一提醒他,他就立马戴上。他也希望我们把他治好,不感染其他人。
有些病人病程很长,一些有基础慢性疾病的患者,从我们接手, 到我们离开,都没有出院,住了很久。不过也有一些好转比较快的病人,像那些稍微年轻一点、没有基础性疾病、不抽烟的病人,四五天、五六天就能转阴,连续几次阴性,就能转移到普通社区去隔离。
有一个小男孩,大概 16 岁,住了很久。说实话,看到他,我都觉得有点心酸。他们一家都被感染,在不同的地方隔离和治疗。他虽然还是学生,但没有心情看书,每天也就是躺在床上不动,看着一个手机, 眼神很呆滞,跟他说话,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后来和他聊多了,他就说他其实心里非常害怕。因为他每次核酸检测都是阳性,旁边的病床都换了好几拨人了,就他持续阳性。十几岁的孩子,从来没经历过什么事情,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我们去的时候,发了什么好吃的零食, 就带给他吃,也会给他找些书来看,有空的话,还会找他聊两句,让他分分神。慢慢地,他就好一点了,愿意和我们说说笑笑。不过一般我们挂水任务重的时候,就没空和病人说话了。一说话就没力气做其他事情了,我们的精力有限。到了晚上,他睡不着的时候,你和他说几句,他就很愿意和你讲。他是直到我们快走了,才出院的。
病人普遍睡眠都很差,他们想睡,但又睡不着。他们也知道,吃好、喝好、睡好,才能扛过去,但是逼着自己睡,又容易引发各种焦虑、抑郁。他们会不停地打铃,不停地发问。比如问:我这个药什么时候吃呀?刚跟他说过,他又来问。如果医生对他说,明天要检查,他就不停地问, 明天什么时候检查?如果一个人发烧了,同病房的人就会感觉很恐惧, 就会很嫌弃这个人,要求换房间。所以如果有一个发烧的病人,我们都会特别照应。其中有一位阿姨,发烧了,特别焦虑,4 个小时上班时间, 起码打 20 遍铃,体温到了 37.5 度,她就怕,到了 38 度多,更怕。这种情况下,发烧不能立马用药,需要她扛一扛,我们就各种营养品给她加上,让她不停地喝水、出汗。同时给她准备衣物,汗擦干后就换干净的。
我们这儿的病人百分之六七十都能自理,但是那些有慢性病的、发烧的、呼吸困难的、胸闷的、做手术的,是不能自理的。这些不能自理的病人,洗脸、擦身、翻身、喂饭、换衣服、处理大小便等,都需要我们做。
我特护过一个插管的女病人,70 多岁,插管后处于昏迷状态。她全身插管,打着呼吸机,做着血滤,凝血功能差,气管那里不断渗血, 整个脖子全部流的是血。如果半小时擦一次,血就会结块。但是也不能一直擦,一直擦的话,她会不停地出血,需要看好时间给她擦。而且她的气道开放了以后,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冠状病毒。我一个人在里面, 真的好害怕。进特护病房,需要额外再加一个面罩。这个病人在我们这儿住得蛮久的,我们走的时候还没好转,意识还算清醒,和她说话, 已经能眨眼睛。
出院的标准,除了不停地复查核酸外,还有其他指标,比如说胃口、生命体征,基本上出去能自理,才会让他出院,不然社区的压力会很大。这边和普通病人出院不一样,要联系很多地方,有专门对口的社区,专门有人来接,全部安排妥当了,确保这个人有去处,能正常生活, 才把他送走。
克服了重重困难
在医院,我们是戴三层口罩,最里面一层 N95 口罩,外面两层外科口罩。口罩旁边有两个钉,我没有戴过这种口罩,不知道是从上面系, 就挂在两个耳朵上。6 个小时后,我出来,耳朵后面都磨破了。由于不停地出汗,伤好得很慢,一个星期才好。在病房里,我的耳朵特别疼, 好想动一下,但是不能动。
我们上的是污染区的班,在医院是不吃东西的。早上开始上白班, 到了下午,还是觉得蛮饿的。早上进去之前,胃口不好,也要多吃, 尽量让自己吃饱,不然八九个小时的消耗,到下班的时候,都感觉自己要虚脱了。我们刚去的时候,吃了 15 天的萝卜。不知是因为吃萝卜, 还是因为换了个地方,水土不服,好多人拉肚子。没有办法,我们就赶紧吃药。因为上班拉肚子,要脱了一层衣服出来上厕所,这样就要浪费一套防护服,我们舍不得。所以,我们只要有一点拉肚子,就赶紧吃止泻药。
在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重症病房的王田燕
睡眠不好是当时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当时,睡觉就是个任务,而且是一个特别难以完成的任务。
我心比较大,是那种不需要吃药就能睡觉的,虽然入睡比较困难, 但是睡着之后,基本能睡五六个小时,甚至六七个小时。但我们队里, 很少有不吃安眠药就能睡着的,而且一种药不行,要吃两种。
后来,同事们就总结经验,睡前每种药只吃半粒,然后另外半粒在旁边放着,倒好水,醒了之后,立马吃掉,闭着眼再睡。为了睡着,每个人尝试不同的方式。如果觉得好,就会和其他人分享。很多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女生到经期,就提前和领导说。经期最开始两三天是不能上班的, 上的话,不吃不喝八九个小时,人可能会虚脱、晕倒。虽然我们队没有晕倒的情况,但有的人会呕吐,我就吐了。我们的装备压得比较紧, 特别密闭,自己呼出的二氧化碳没有排出去,又被自己吸进去了,脑部缺氧,就特别想吐。我有一天就吐了,但没敢吐出来,又咽回去了。那种情况下,吐的话,衣服就被污染了,很容易被感染。因为我们防护服外面,接触的都是病毒。
要是觉得不舒服,我们就提前说,出去歇一会儿。刚开始去,一直都会不舒服的。我们去干一件事情,比如发个药,二十几个病人, 一口气要把他们的药发完,你就会喘得不能说话。那你就可以一次性先发给十个病人,坐下来,停一会儿,然后再发。
平时的事情,你感觉不多,但是这里做的速度会特别慢,跟平常不一样。我是急性子的人,干事情还是蛮利落的,但到了那种情况下, 也没办法,体力跟不上。和病人说话要声音大,声音小的话,病人听不见。我们说普通话,有些老头老太听不懂,言语交流也比较麻烦。这就导致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做好久。
整个苏州队是零感染回来的。我们有专门的院感老师,不管在驻地, 在车上,还是在病区,都有感控的要求,很严格。吃饭、坐车,相互不能靠近。早饭有一个特别大的厅,一个人坐一张桌子,都是要求间隔一米以上。坐车是几个人分散坐一个公交车。跟别人说话,要求戴上 3M 口罩和外科口罩。宾馆房间 24 小时保持通风,哪怕是武汉下大雪那天,我们也把窗户敞着。病区的话,领导规定,如果防护服不到位,我们有权拒绝进病房。
我们没有逛过武汉,像我们这种天天密切接触病人的人,老百姓肯定是很怕的,所以我们除了上班外,就是待在酒店房间。如果实在无聊,可以到酒店空旷的停车场溜一圈,但是两三个人一起的话也要隔开。
我没怎么哭过,就是离开武汉的那天,被感动得哭了。我觉得这么多人去,总会有办法解决困难,而且到后来物资逐渐充裕起来,让我们有东西可用,就没那么焦虑了,慢慢走上了正轨。
去的女孩子还是比较多的,占多数,90 后也很多。医生每天进去查一圈病房,然后就可以出去了。特殊的情况,我们会喊医生,但是护士一直要待在里面,病人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是我们负责。联系药物、借东西,也是我们护士去做,医生只管控制病情。那时候,我们就想把带来的吃的、喝的给病人,让他们抵抗力好一点,让他们能早出院, 我们也能早回家。不过,我们撤离比较晚,在外地大部分医疗队都撤走后,我们才撤。
我从来没想过我的职业生涯中会遇到这种事情。在那种情况下, 经历了高强度的生死考验,人心会更纯洁,而且幸福感会变得特别强。
采访手记
王田燕是个阳光上进、有担当的90 后,口述时流畅沉稳,情绪饱满, 一点不伤感。她是带着考研复试书去的,业余时间就看书、锻炼身体, 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充实,大概这也是她没太多焦虑的原因之一吧。
我一直关注的并不是他们英雄的一面,而是他们作为普通人,在面对充满危险的状况时,那些真实的心境。王田燕说过,她一开始都不敢睡宾馆的床,也不敢碰医院的门。在那个病毒无影无踪却又似乎无所不在的地方,在一旦感染就可能连带很多人一起感染的情况下, 人的心理压力、恐惧感,与必须冲锋的职业使命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张力。这个张力让我震撼和动容。
整理:杨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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