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徕口述  吴鼎榈整理

    1959年，我毕业于苏州医学院，分配到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1965年10月，调入昆山县人民医院。1972年底，组织上决定派我赴苏丹共和国，参加援建工程医疗队工作，我成为昆山县第一个援外医生。在苏丹的那一段经历，成为我从医五十年间最为难忘的日子。

服从组织安排  支援苏丹建设

    根据我国政府与苏丹共和国政府签订的援建协议，有多个项目。其中就有建设“瓦德迈达尼”大桥工程和从瓦德迈达尼通往加达里夫的一条长达240公里的公路工程。此项任务交由江苏省组织施工。前后准备了约两年多时间，完成了援建工程队的组建工作。工程队里除技术人员外，还配备医务人员若干人，这些医务人员在苏州、昆山、盐城等地医院中抽调。

    昆山县人民医院领导决定派我参加援建医疗队。1972年底，当我正准备出发去苏丹时，才得知爱人怀孕在身。这时，我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甚至产生了动摇。怎么办？去还是不去。我和爱人作了商量。爱人的态度非常明确，她说：“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也是你报效祖国的极好机会，你应该去。至于家里的事，你别放在心上，我会安排好的，况且，还有我母亲会照顾我，你放心的去吧。”爱人的这一席话，使我豁然开朗，消除了思想上的顾虑，毅然决然地于1973年1月初跟随工程队去了苏丹。

    到了苏丹以后，思想上总是会产生对家里的牵挂和思念。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全球通电话和电脑视频，唯一的通讯方式就是信函。信函是不通过邮局寄递的，而有专门的外交部“信使”传递。例如从苏丹寄往中国的信件，由“信使”团人员乘飞机随身带往北京，然后送到邮局投寄到援苏人员的家里。反之，从中国寄往苏丹的信件，也由“信使”送到中国驻苏丹使馆后，再分送到援苏人员的手里。这样，一封信的传递时间，在一个月左右，所以信息的传递非常缓慢。家人的来信虽然每月只有一次，但能得到很多安慰，让我在苏丹安心地工作。

在艰苦的环境里经受考验

    苏丹共和国，在非洲东北部，为非洲第三大国，首都喀土穆，面积250.58万平方公里，人口3420万人。经济以农业为主，兼有畜牧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苏丹分为南苏丹和北苏丹两部分。南苏丹紧靠赤道，在撒哈拉大沙漠东边，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别恶劣，无春、夏、秋、冬之分，仅有旱季和雨季之分。酷热难熬。七、八、九月为雨季，其余九个月为旱季。常年平均气温在摄氏40度以上，最高温度可达到摄氏60度左右，即使在一月份，凌晨的最低温度也在20度以上。以致河塘干涸，土地龟裂，一片荒芜，牛羊牲畜瘦得不成体态。农作物只能在雨季抢种，大地才有一些生机。因此，苏丹人民的生活十分艰苦，大部分苏丹人，过着“游牧民”的生活，一头骆驼就是一个“家”，到处飘泊，而且缺医少药，有病得不到及时医疗。苏丹的蚊虫又大又凶，是传播疟疾的罪魁祸首，因而，苏丹的老百姓患疟疾的特别多，且为恶性疟疾，又称脑型疟疾，得了此病就高热不退，神志恍惚，有的还会昏迷不醒，如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很高。

    在雨季，经常会发生强雷暴天气，霎时间，乌云密布，天昏地暗，一片漆黑，如同夜间。接着，便是雷电大作，大雨倾盆，闪电红似火，雷声震耳欲聋。一个霹雳下来，可以将避雷针打弯。大约半小时后，云开日出，再见光明，但闷热袭人，使人难受不堪。一个长期生活在气候宜人，四季分明的亚热带地区的华人，进入一个常年酷热的国家，是很难适应的。

    在苏丹，条件虽然如此艰苦，有时候真让人感到 “度日如年”。但我们援外工程队的所有工作人员，深知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懂得做好援外工作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因此，大家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要做好援外工作。出色完成祖国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路桥工程队的同志们忍着似火的太阳，与苏丹工人一起，为完成路桥建设任务而不懈奋斗。

    按照规定，每个援苏人员可以享受一次探亲假，时间为一个半月。但我放弃了休假，坚持在苏丹工作两年半后才回国。由于苏丹气候的原因，原来我的满头乌发已变成黄发，皮肤也晒得黝黑了。

    中国援助苏丹的建设工程，是绝对的无私援助。建桥筑路所需的机械，钢材、水泥、木材、铁钉、螺丝螺帽以及援建工程队工作人员的生活用品、食品，如大米、面粉、油、盐、糖、猪肉、香烟，还有医疗器械、药品等等，全部由国内从水路运往苏丹港，周期很长，但节约了许多外汇。

    由于中国人民对苏丹的无私支援，在开工的那一天，苏丹总统尼曼里亲临工地现场，参加开工典礼。

    我们医疗队的任务，主要为援建工程队人员以及上千名苏丹工人服务。但也有当地老百姓前来求医，我们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治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为当地群众治病约1000余人次。一天中午，一位苏丹中年男子抱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气喘吁吁地来到医疗队求医。因为他说的是阿拉伯语，听不懂他说些什么，于是将援建工程队的翻译请来，才明白这个女孩已经发高热两天不退。我们几位医生看到该女孩有寒战，神志也不甚清醒。根据苏丹疟疾频发的特点分析，较大可能是患上了脑型疟疾。经过商量，先按脑型疟疾进行治疗，给她服用抗疟药，并予输液。两天后，女孩的病情有了转机，体温下降了，神志也清了。在此情况下，继续服药一周，女孩病情得到基本治愈。这位中年男子见自己的女儿得救了，感动得热泪盈眶，向医疗队的医生谢了又谢。因此，我们与苏丹的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休息天我们走在街上，无论是男、女、老、少都与我们相互打招呼，表达了对中国人的尊敬和友好。我们经常听到苏丹的老百姓用阿拉伯语高喊“西尼·谷爱斯” 、“西尼·谷爱斯·吉登”意思是“中国人好！”“中国人最好！”

回到祖国以后

     1975年7月，我在苏丹工作整整两年半后，回到祖国的怀抱。

    “弹指一挥间”，已经40多年过去了，在苏丹的900多个日日夜夜，记忆犹新。回顾这一段经历，使我感慨万分。我感受最深的是在苏丹的两年多时间里，经受了一次锻炼和考验，也目睹了苏丹人民的艰苦生活，深受教育。因此，在回到祖国以后，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发扬救死扶伤的精神，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不求功名利禄，只求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1997年2月8日凌晨，我院收住一位发高热的病人，他在家已服用感冒药三天未见效。当我查房时，见其神志不清。同时，了解到该病人是昆山建筑公司派往苏丹的工程人员，2月5日回到昆山，当天就发热。凭借我在苏丹工作的经验，断定该病人是感染了脑型疟疾，经血液检查，发现了疟原虫，得到了确诊，当即开出医嘱服用抗疟药后，终于使病情得到缓解，挽救了这位病人的生命。

     当时的昆山县卫生局、县人民医院领导，对我在苏丹的表现以及回国后的工作，均给予充分的肯定，推选我为苏州市第八、九届政协委员；1988年12月，晋升为副主任医师；1989年，获“科技兴院”奖，后又多次被昆山县（市）卫生局以及本院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工作者。2000年，被评为首届昆山名医称号。所有这一切，都是领导对我的厚爱，更是对我的鞭策。从1959年开始踏上工作岗位到1996年退休，后又留院工作。工作时间长达五十载，为人民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工作，这也是我对党对人民作出的微薄贡献。

 苏丹人民的“游牧民”生活（刘文徕提供）

 刘文徕在尼罗河畔留影

作者：刘文徕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大内科主任
吴鼎榈  昆山市司法局退休干部、《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