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苏州集合，并被编入苏州医疗队。我们在苏州简单休整了一晚，28 日一早坐大巴去南京禄口机场搭乘飞机奔赴武汉。当天下午5 点多，我们到达了对口支援的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我们到达后，由当地专门负责院感的一些专家给我们做了 2 天的专业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一些个人的防护、房间的分区，还有一些穿脱防护服操作方法。1 月 30 日，我们开始正式上岗。
病区共收治了 397 位病人，我们负责的病人大概有 65 位，且大多是 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重症的病人也比较多。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天同时送过来三个重症病人，都是敬老院送过来的，年纪比较大，病情较重，也没有家属，很多日用品都没有。我们就把队里为我们医护人员准备的一些生活用品（包括营养品、奶粉、湿巾、尿不湿等） 捐给了这几位病人。像这样的情况很多，其他同事也都会把自己的东西送给这些病人。很多病人年纪都很大，送过来的时候神志都不是很清醒，所以相关生活用品都需要我们帮他们准备。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给病人挂水、打针、喂药，还要给他们擦身、换尿布湿，因为很多老人年纪大了有很多并发症，床单尿湿或者拉在上面是常事，但我们从来没有嫌脏怕累的。
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连续工作后 靠着墙休息
（摄于2020 年2 月15 日）
说实话，刚去的时候也是有些不适应的。一是吃的不习惯。二是水土不服，因为我本身属于过敏体质，在支援武汉的日子里，我的身体反复处于过敏状态，全身都是发的红疹、湿疹， 再加上还要穿着不透气的防护服，加重了过敏的症状。那个时候，我带着抗过敏的药，一共吃了三盒。在援鄂期间，我一直处于失眠的状态，每天要靠吃安定才能勉强入睡。但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越是能激发我的战斗力，让我做好这件事。我们每天大概工作七八个小时，工作期间都要穿上那种厚厚的防护服， 戴好所有防护用品，包括手术衣、隔离衣、防护服、护目镜、面罩、胶鞋， 手套都要戴两到三层。虽然是冬天，但是一天工作下来都要出好几身汗。吃东西和上厕所都十分不方便，所以我们就在工作期间尽量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就这样，我们连续工作了 50 天。直到工作结束的前一天，通知我们回程了，也是很赶，跟去的时候差不多，早上通知说回去， 下午就出发返回了。
在武汉期间，我们根本没有多少思考的时间，反而是回来后，我们在苏州有 2 周的休养期。这时，大家就好像突然情绪上释放了，会分享一些武汉时的照片，交流一些个人情感方面的东西。我们从武汉回来后， 院方给我们 7 人分别做了心理测验，90% 以上的人都是有焦虑症的。但是在驰援武汉期间，每个人都表现得很坚强。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在压着自己的情绪，不跟别人讲。一个是不敢跟家里人讲，害怕家里人担心；也不敢跟其他同事讲，害怕会对别人心理上产生负面影响。直到回到苏州，放松了、安全了，互相交流后，我才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不容易。
说实话，我本来是已经调好班，年初四要回老家的，因为我妈妈去年刚去世，我讲好要回去看望我爸爸的。自从我妈妈去世之后，我因为工作原因就一直没有回去过。本来讲好了，但因为这个事情又没有回去，我爸爸一个人待在家里，我觉得挺愧疚的。特别是在武汉的时候正好碰到我妈妈的忌日，我看到病房里有跟我妈妈年纪差不多的一些阿姨，心理上还是会有点情绪波动。还有我的丈夫，他也很不容易， 他跟我打电话或者视频的时候，讲得最多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然后好好工作，其他的都不重要，家里的事情不要担心，有他在。因为我们没有老人带孩子，所以我出去的两个多月时间全是我丈夫一个人带孩子，我很感激他。
这次驰援武汉参加抗疫医疗队，收获最大的就是我在抗疫期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入党积极分子。当时到武汉后， 我们医院就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在 1 月 29 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到达武汉的第二天，我由我们支部书记顾娇介绍，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的父亲以前是一名村支书，也是一名有着 3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从小他就一直教育我们做人做事不能忘本，所以当我打电话告诉他我要去武汉支援的时候，他非常支持，并且要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说实话，以前我并没有这么高的觉悟，没有想过这么多，只是觉得我作为一名医护人员，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但这次去武汉之后， 我发现同去的同事很多是党员，他们其实做的比我要更多一点，或者说做得更好一点，所以我也要努力向他们看齐、靠拢。
如果以后发生类似的大型突发事件，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奔赴一线。做这些不是说我想要得到什么荣誉或奖励，而是出于一个医者的本心。我们返程时，医院给我们送奖牌，警察和同事们都来迎接我们， 我感觉蛮愧疚的，我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事。对于我们来说，或者是对于大多数的医护人员来说，其实就是换了一个地点去上班而已， 只是做了最平常的事情。未来，我希望还是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把这次的经历和经验运用到平时的工作中去，做好本职工作，争取早日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