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年求学到悬壶济世，从血防新兵到外科专家，他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故事。四十余载的从医生涯，他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今天，让我们走进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大外科主任张大乙的世界，聆听他的从医故事。

　　2025年8月1日，张大乙主任在苏州接受采访

　　少年立志，逐梦医学

　　我出生于1939年正月初一，江苏泗阳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为我取名“大一”，后来我读书识字后，自己改为“张大益”。工作之后，我觉得“益”字显得有些自私，便干脆改成了“乙”。我想着，工作中我要争第一，但在其他方面不要争功，就做第二吧。

　　在家乡，我度过了求学的最初时光，读了4年初小、2年完小。初中时，我响应国家号召报考飞行员，虽然因体检未通过而退回，却意外获得了免考保送高中的资格。后来，在高中校长的推荐下，我进入了南京第一医学院（现在的南京医科大学）。我们班级大概有100多人，同学们主要来自徐州、淮安等地。

　　1964年4月，从医学院毕业时，恰逢国家号召消灭血吸虫病。经过1个月的血吸虫防治集中培训后，我拿着江苏省人事厅的介绍信，奔赴苏州昆山地区，开启了我的医路生涯。

　　血防一线，无畏前行

　　党中央坚定决心消灭血吸虫病。江苏作为华东地区的重灾区，形势尤为严峻。时任中央血防领导小组组长魏文伯，毛主席称他为魏老，他编写的血吸虫三字经：“血吸虫，害人精，男不育，女不生……” 让大家深刻认识到血吸虫病的危害。

　　我们一行约50多人到昆山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报到，其中有苏州医学院20多人，南京第一医学院20多人，都是大专班毕业。同一批的还有刘兆岩、刘文标、马义武、王步开、张奎、戴尔铃、王保川等。

　　省地县血防部门108名血防干部和专业人员到茜墩（千灯）公社进行血防试点，我有幸成为108位成员中的一个小组长。那时的千灯是重灾区，景象触目惊心，估计每10到20个人当中，起码有1到2个骨瘦如柴、肚子肿大的晚期血吸虫病患者。

　　钉螺是血吸虫病感染的根源，它体型微小，如同稻谷一般，寄生在河湖之中。人们一旦接触被钉螺污染的河湖水，比如在水里洗手、洗衣，就极易感染。针对钉螺多在水岸交界处的特点，我们采取了有效的灭螺措施：先将五氯酚钠撒到河边上，再用锄头将河边泥土翻一下，让五氯酚钠融入水中，从而杀灭钉螺。

　　60年代，昆山千灯镇群众在消灭钉螺

　　治疗血吸虫病的重任，主要落在血防站和各个乡镇卫生院。当时采用酒石酸锑钾静脉注射的治疗方法，护士们的静脉注射技术十分娴熟，一般每天早上一名护士就能完成20 - 30位病人的治疗。在中药治疗方面，县血防站医师李广慈等人用南瓜蒂炭等进行治疗，主要起到利尿作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治疗效果。

　　70年代，乡村设组治疗血吸虫病人

　　血吸虫病晚期患者常常伴随脾脏肿大，脾切除手术成为了他们的救命关键。1958年，上海仁济医院外科主任邝耀林在县人民医院做了第一台血吸虫病切脾脏手术。大约1967年，苏州医学院附一院陈易人主任也来到昆山开展此类手术。1966年5月之后，县人民医院的手术主要由外科主任张慎行主刀，他曾是苏州医学院附一医院的外科主任。晚期血吸虫病病人进行脾脏切除时，若条件允许，医生会进行脾肾静脉分流术，即将脾脏的血管接到肾脏上。

1977年10月，张慎行主任等开展改良华伦氏手术。

　　后来，张慎行主任提出，脾脏是人体重要的免疫和造血器官，能否保留脾脏呢？1977年，他创新性地开展了选择性远端脾肾静脉分流术（即改良华伦氏手术 ），在保留脾脏的同时进行分流，治疗门静脉高压症取得成功，这个手术一共做了7例，我有幸参与了1例，主要术者是张慎行，还有邱玉树、王世龙等。该项科研成果在1979年获得江苏省人民政府科技成果四等奖。外科治疗不仅挽救了大量晚期血吸虫病人的生命，还显著提高了他们的生存质量，术后病人胃口变好，有力气了，也能够重新参加劳动。

　　1990年，昆山市一医院与血防站合作，开展X线介入技术脾动脉栓塞治疗，共完成20例，我担任课题治疗并发症救治组组长，攻克了并发症处理难题。

　　外科深耕，仁心仁术

　　我对外科有着浓厚的兴趣，一心想要把手术做好。当时的外科主任张慎行对我们年轻医生非常好，基本上所有的手术，他都会带我一起做，耐心地指导我。昆山第一人民医院外科能有今天的发展，张慎行主任功不可没，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毫无保留地帮助每一个外科医生快速成长。

　　1975年10月到1976年10月，我有幸在苏州医学院附一医院进修泌尿外科1年，跟随陈易人主任学习，那段经历让我受益匪浅。

　　工作中，我们难免会遇到难题。当时上海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术会诊活动，每个礼拜六晚上，轮流在中山、华山、仁济、瑞金等几家大医院进行。我常常带着病人或病人的资料去参加，向上海的大专家们请教，他们会义务会诊。当时去上海坐绿皮火车要花费很长时间，路费也得自己承担，但这样难得的机会，一切都值了。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在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历任外科医生、主任、大外科主任，看过无数病人，做过数不清的手术。遇到脾脏、胃癌等大手术，往往要持续好几个小时，我爱人会起早给我做一碗糯米饭，加上鸡蛋和糖，吃了之后，手术时间再长，也不会急着小便，能一直保持到下午两点都不觉得饿，这也算是我的一个 “手术法宝” 吧。

　　记忆中有两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一位美国作家罗伯特.坦普尔，由文化部部长王蒙推荐到昆山来参观，没想到在昆山生病了，患的是急性阑尾炎。当时，罗伯特和陪同他的文化部人员第一反应是马上转去上海治疗。我和他们进行了深入沟通，一方面向他们说明这样的手术我们做过很多，经验丰富，有十足的把握；另一方面，我还展示了我的手，跟他们说我的手很小很灵巧，手术开口不会大，甚至可以不用手，用镊子就能把阑尾取出来…… 最终，他们被我说服了。手术非常成功，患者恢复得也很好。出院时，罗伯.坦普尔送我一本他的书《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100个世界第一》，我则回赠了他一盒中国龙井茶叶。

　　还有一位以色列商人叫以多，来昆山考察时突发剧烈腹痛、呕吐等急腹症症状，可能是阑尾穿孔或肠穿孔，必须马上手术。手术中发现他直肠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脓肿，且已经破溃，我们当机立断将脓肿和病变的直肠切除，这个案例十分罕见。术后，我们采用中药热敷的方法帮助他切口愈合，他恢复得很好。回国后，他从以色列发来传真表示感谢，还特地安排他的儿子和家庭医生来中国当面致谢，当时送了我一个耶路撒冷纪念品，现在还保存在医院。

　　这两起成功救治国际友人的事件，获得了《新华日报》的关注和报道，标题是 “昆山一把刀：张大乙”。但我深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我们外科、手术室以及整个医院共同努力的成果。

　　以色列病人以多在昆山得到及时手术治疗并顺利康复（中间为张大乙）

　　1994年3月，中国医药科学院院长吴阶平同志来到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视察。吴老是一位外科专家，他先在上海调研，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谢桐教授的陪同下来到苏州，之后又来到昆山，想了解县级医院的外科发展情况 ，也是获得苏州医学院附一院普通外科陈易人、泌尿科陈赐岺二位专家推荐而来昆山的。吴阶平了解了医院外科的情况后，建议我们分科再细一点。事实证明，他的建议非常具有前瞻性，此后我们医院外科分科越来越细，发展越来越好。

　　吴阶平(左一)在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调研县级医院外科发展

　　70年代，昆山县人民医院外科经过江苏省卫生主管部门评定，成为苏州市重点科室，我被破格晋升为高级职称，评审时还获得了11位评委的全票通过。医院还承办了江苏省大外科年度学术会议，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然而，从医生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我也有过深刻的教训。曾经有一位晚期直肠癌病人，病人和家属希望手术能够彻底清除病灶，我在手术时也力求切除干净，却没想到出现了静脉出血的情况，最终没能成功止血，患者因大出血去世。这件事让我刻骨铭心，从那以后，我时刻告诫自己，对待每一个病人都千万不能大意，做每一台手术都必须全神贯注，保持如临深渊的敬畏之心。

　　小编后记:谈及外科岁月，张大乙总说自己只是万千战士中的一员。但那些在水乡田埂上留下的足迹、手术台上挽救的生命、科室里传承的技术，早已成为昆山医疗史上的珍贵印记。

　　他说，“医生首先是做人，第二是技术，什么叫精益求精，就是把技术变为艺术，才有生命力。医院的下一个百年一定要百花齐放，百花齐放才是春。”

　　如今，耄耋之年的他在安享晚年的同时，还会到医院走走，看到年轻医生用机器人、腹腔镜做手术，总会想起当年的奋斗过程——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医者守护生命的初心，始终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