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当时我在山东，就想要报名参加医疗队，因为后期道路不通没有去成。“非典”的时候，我也是在门诊临床一线工作，曾经还被隔离。但是非典在山东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流行，所以疫情很快就结束了。2014 年，昆山的一个重大爆炸事故，我们ICU 在临床一线，当时也是加班加点，持续奋战了差不多 100 多天。对于疫情，其实我们 ICU 的医生有一种敏感度。今年春节之前 , 当时新闻上报道说武汉发生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然后武汉就封城了。我们医院的发热门诊是在年末腊月二十六、二十七开始工作的，我是第一个去发热门诊会诊班值班的。当时是春节，本来是打算回老家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但是看到发热会诊班出来以后，我们就想着可能回不去了。当时我们医院就规定，一线发热会诊的包括发热门诊的都不允许出去，所以我们就都留下了。年初二的时候，我们科第一个援鄂医生接到通知，是年初三走的。第二天，主任给我们介绍了疫情的情况， 第一批人员已经出发了，接下来就要有第二批人员。主任就问：王君磊， 你去不去？我说：去！肯定要去的。正月十五晚上，我们就接到了通知， 随后就出发了。

    我们第二批是正月十六中午出发的，到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E3-7 病房，一共在武汉工作了 52 天。当真正接到确定要去的通知时， 我女儿正在外地求学，我们家就我和我老公两个人，相当于空巢老人。我是肯定要去的，我老公有点犹豫。我说明天还要上班，中午就要走，所以就先睡了。那晚，我老公一夜都没睡。第二天，我照常上班。接到 10 点集合的通知，然后回去收拾好东西就集合出发了。

     我刚下飞机的时候觉得很震撼，因为机场除了我们援助的人员、援助的专机以外，基本上是没有商业运行的。人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当时看到有四川的、广东的、福建的。队伍都在那里集结，等待大巴车运送到各个相应的支援地点。人员很多， 我们在那边等大巴车就要等两个多小时。除了援鄂的医务人员以外，还有机场的工作人员，别的人员是没有的。我们从机场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天黑了，沿途除了工作的大巴车以外，基本上没有任何其他车辆。武汉虽然是一个很美的城市，路灯也照常亮着，但是路上却几乎空无一人。沿途看到了很多“武汉加油！中国必胜！”的标语，感到内心有一种昂扬的斗志。再看到一个空城似的武汉，心里感觉还是有点悲凉的。我们车上很多人都是头天晚上没有睡着觉的，都处在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我们一路上看到武汉这么美的城市都没有人，就感觉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大家也是各自有各自的心情，我因为年龄比较大一点，经历的事情比较多，还算是比较淡定的，心想反正来就是参加抗疫工作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到了武汉的当天晚上，我简单地安置了一下就休息了。第二天下午 2 点开始集中培训，主要培训防护服的穿脱，还有防控感染的一些知识。接到的通知是晚上 8 点上班，我们第一批进入病房的人员外面是 6 个，里面也是 6 个，从晚上 8点上班到夜里 2 点下班。我们到来以后，病房能够接收多少病人，名单就已经出来了。我们就按部就班地接收病人。大概 6 个小时的时间接受了 14 个病人。差不多48 小时内，我们苏州二队就把病房收满了。

    我们的一日三餐，当地政府应该是在当时条件下倾尽所有地准备的。但我是北方人，吃不惯米饭。好在我们医院给我们准备了很多营养粉、麦片这些东西，我基本上主要吃麦片粥。

    我们一家三口人在三个地方，我老公是在昆山被“关”了两个多月，我女儿是在英国被“关”了两个多月，我是在武汉，基本上就是靠语音、视频相互问候一下，思念肯定还是有的。孩子虽然二十几岁了，但是因为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我和老公还是会时常给她做一些疏导工作， 帮助她渡过这个难关。所以，我们是排了班的，每天都要和她聊一个小时以上，互相鼓励支持。

    王君磊在同济光谷院区重症病房

    我们负责的床位大概收治了 15 个病人，基本上都是好转出院的。有一位老奶奶进来的时候，病情非常重，家里也没有人陪护，一度有休克的情况，吃饭也吃不下去。我是参与超声小组做检查的，她的血管容量很差，吃不下去，挂水也很困难。所以，我们也是每天都要去安慰她、鼓励她，哪怕是骗她，说：你好很多了，你 CT 做下来都很好， 一定要坚强。患者都喜欢听到好转的消息，我就像哄小孩一样，告诉她好转了，这样哪怕她好转了一小步，她自己感觉就像进了一大步。我还把我们医院发给我的营养粉送给她吃，她对我就比较依赖，缺什么东西都跟我要。我要进病房的话就给她带肥皂、牙刷、牙膏等。这位老奶奶后期恢复也是蛮好的，最终好转出院。